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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领导没有让我进SARS病房,基于两个考虑:一是我已经是副主任医师,病房里主要缺住院医生,我年龄较大,不好要求我去当住院医生;二是当时医院网站对外宣传的工作也很重要。我向医院领导保证,服从分配,做好住院医生,同时保证医院网站的正常维护。于是,领导终于答应让我进入SARS病房。

  进入六病区以后,我看到六病区和楼下的五病区都住着许多人民医院被感染SARS的医护人员,其中一位是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病情较重,已经用上了呼吸机。六区也有一位人民医院化验室的医生病情逐渐加重。我感到,我们医院的医生主要治疗肝病,对呼吸衰竭的危重病人治疗的经验不足,虽然外院的医生支援,但也不是太专业。我很担心这些医护人员生命的安危。他们是我们的同行,为了救治SARS病人被感染。可我仅以一名住院医生的身分进入病房,当时管理病房的主任都比我年纪小,有的甚至曾经被我领导,我如果说得太多,可能会被别人误会。我心里万分焦急。 

  这时我想起了人民医院呼吸科的何权赢医生。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北大医院呼吸科进修,曾经协助当时在那里读研的何权赢医生做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兔子动物模型,后来他一直在人民医院呼吸科工作,担任呼吸科主任。虽然和他的联系不多,但开会时也时有见面。于是我找到了人民医院的电话,一直打到呼吸科,找到了何权赢主任。我把他们医院患病职工的病情简单地和他说了一遍,焦急地对他说:“何大夫,朝阳医院的医生已经在我们医院管理他们自己的病人了。你们医院的丁秀兰病情很重,还有几位职工的病情也在加重。你们能不能也像朝阳医院那样进驻我们医院,救救你们自己的同事呀!”

  何主任急得在电话里大骂医院的领导,焦急地回答我说:“我们也十分想去呀! 可是,我们医院是SARS的重灾区,被封锁了,一个人都不能出去。”我说:“何大夫,我建议你们马上向卫生局领导提出申请,请求他们批准你们出来。”何大夫说:“我们一定争取!”另外,何大夫请求我尽量关照他们的病人,并每天告诉他这些病人的病情。

  从那以后,我当上了“内歼”,每天晚上给何大夫打电话,告诉他们患病职工的病情。为了更多地了解人民医院患病职工的病情,我常以医院网站记者的身份跑到各各病房,向医生和护士打听这些患病职工的病情,然后再告诉何大夫。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否合适,领导是否同意,病房科主任是否愿意接受,所以,我为人民医院通风报信,建议他们进驻我们医院的事情一直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几天以后,何大夫终于带领一组人民医院呼吸科的医生进驻了我们医院,参与到他们自己职工的救治工作中。虽然丁秀兰最终抢救无效牺牲了,但我认为人民医院医生来了,他们医院的职工也会多一些安慰,少一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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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晧东

蔡晧东

986篇文章 4年前更新

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30多年,近10多年来一直参与肝病新药的临床研究,参加了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恩替卡韦、替比夫定、长效干扰素和普通干扰素等多项国内和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在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方面(尤其是乙型肝炎育龄女性用药方面)有丰富的经验。1993年起参与药物不良反应工作;1999年起参与《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编辑工作,任《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编委、副主编;2008年起被北京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聘为上市后药品安全性监测与再评价的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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