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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就说说“劳动”这个话题。

我爱劳动。“劳动”这个习惯是从我爸爸妈妈那里继承来的,勤劳是我的家风。我妈妈最勤劳,而且勤俭。小时候,爸爸常年在外工作,全家的生活都是我妈一手安排。我妈每天上班的路很远,要坐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我全家的毛衣、毛裤,就连脚上穿的袜子都是我妈在公交车上织出来的。我们全家穿的衣服也都是我妈亲手剪裁缝制,以致我很长时间不知道我买衣服的尺码。以前每周只有一天休息。每逢周日,我妈总是从早干到晚,洗衣、做饭、缝缝补补,没有一会儿得闲。我爸爸也很勤劳。小时候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很少闲在家里,只知道他一回家就常常工作到深夜。但退休后在家里突显了他的勤劳。我妈妈身体不好,爸爸退休后就接过我妈所有的家务,每天买菜、做饭,照顾妈妈,还帮我们照顾孩子,直到他得了肺癌病倒,我才请了保姆照顾他们的生活。我是家中的老大,从小就跟着妈妈做家务,因此继承了父母这种热爱劳动的习惯。

我爱劳动。我和我妈一样会织毛衣、织袜子,会用缝纫机缝纫,还会翻丝棉袄,我现在还经常自己织毛衣穿。我自己帖过厨房、厕所的瓷砖,我自己做过凳子,修过桌椅。我更会做饭,甚至比我妈做得还好。我妈是南方人,因此只会做米饭、炒菜。但我从小就和邻居奶奶学会了蒸馒头、包饺子。后来在农村插队,又学会了许多烹饪方法。因此,只要我在家,做饭就成了我的专利。我家几乎很少下馆子,也很少买外面的熟食和馒头,几乎都是自己做饭吃,就连咸菜也是自己淹的。我并不感觉做饭的劳累,还常常搞一些发明创造,享受着做饭的快乐。

我爱劳动,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上学时我总是抢着做值日,打扫卫生。记得上高中时,我家在佑安门,学校在安定门外,但我每天总是第一个到教育,把同学们的桌椅擦干净。那时,我年年被评为“五好”,获“全勤奖”。下乡插队时,割麦子、推粪、摘棉花、挑水,没有一样落后,队里评工分时把我评为当地妇女最高的工分,还被评为先进知识青年、模范社员。后来回城学了医,我仍然保持着爱劳动的习惯,值班、收病人,任何工作我总是抢着做。所以,毕业后就把我分配到专门收到乙脑、流脑等急性传染病的三病区,一干就是10年,使我在受到了很多的锻炼,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后来,我晋升了主治医、副主任,逐渐担任了病房的领导,但我爱劳动的本色不变。只要我在班上,看到住院医收治的病人多,我总是主动帮他们写病历、开医嘱。我还常常帮助护士工作,甚至有很好的静脉穿刺技术。所以,在我负责的病房,上下级关系总是非常和谐。

我爱劳动,直到退休之后,而且退休后的劳动更愉快。退休后的劳动和退休前不一样。退休前我虽然也很勤劳,但有些工作不是我愿意做了,而是领导布置的,是完成领导任务做的。退休后的劳动是我愿意做的。我愿意做科研,做更深入的医学研究,于是我帮助妇产科进行了乙肝妊娠妇女抗病毒治疗的多项研究;我愿意写书、做科普,于是我退休后写了许多科普书和科普文章,成为北京市科普作协的理事;我愿意做药物不良反应工作,于是我积极参加《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社的各项工作,担任了《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的副主编。退休后尽管不会再评我先进,也没有更多的奖励,但我享受的是劳动的成功,劳动的快乐!退休后7年我发表医学论文30多篇,几乎赶上我退休前工作30年发表的论文数量,而且还有3SCI文献。今年417日《健康报》刊登了一篇表扬我退休后工作的文章;五一节前夕,e脉通网站的记者专门到我门诊跟班,看我如何为病人看病,……。这些都是我劳动的成功,劳动的快乐。

劳动多么快乐!多么光荣!我爱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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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晧东

蔡晧东

986篇文章 4年前更新

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30多年,近10多年来一直参与肝病新药的临床研究,参加了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恩替卡韦、替比夫定、长效干扰素和普通干扰素等多项国内和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在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方面(尤其是乙型肝炎育龄女性用药方面)有丰富的经验。1993年起参与药物不良反应工作;1999年起参与《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编辑工作,任《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编委、副主编;2008年起被北京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聘为上市后药品安全性监测与再评价的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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