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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坛从医40年

昨天,同学聚会。班长杨春林首先发言:“今天是我们从农村来到地坛医院整整40年的日子。”杨春林的一句话立即把在场的全班同学引到40年前的日子里。

我们这一届医生,在北京空前绝后。我们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届高中生。在1972年,邓小平搞回潮,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口号在北京的一些中学里开办了高中。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当时,我们的学习都非常努力,目标就是高中毕业能上大学。没想到,1973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打破了我们的大学梦。1974年春天,我们只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当了农民。

可是,当时的北京大多数青年从学校出来后不是插队,就是上兵团,很少有人上大学。虽然培养了一些工农兵大学生,但医院里还有许多医生下乡,甚至整个医院搬迁到农村。我们医院就曾响应国家号召整个医院搬到西北,70年代后才逐渐迁回。所以,当时的北京医院医务人员非常短缺。为此,北京市卫生局决定北京市属几家大医院自己开办学校,召收学员,为自己医院培养医生,补充医务人员的短缺。我就是这样走进地坛医院(当年称为“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的。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的录取通知书。 

后来听说,当年的医院领导为了能培养出合格的医生下了很多的心思。他们先派人到我们中学,查看我们在高中上学时的成绩,后来又假扮装成下乡调研的北大教授,来到我们插队的公社,和我们一一见面谈话。但我们对此毫不知情,直到医院汽车开来接我们,一纸录取通知书到手,我们才知道从此踏上了从医之路。

我们这一代空前绝后,以后北京市医院再也没有办过学校,自己培养医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当时医院的医生短缺,不允许我们再考大学。北京市卫生局为了留住我们,开设了电视大学,为我们补课,经过考试,我们获得了大专学历。但后来,在大量正规大学生毕业以后,在“唯学历”论的影响下,我们这些没有上过大学的医生又突然失宠,被调离临床或调到其他单位。我们医院最终留在临床继续当医生的只有包括我在内3

有人不愿意提起我们的学历,而我却为此而骄傲。的确,我没有上才大学。但是,我在地坛医院从医40年,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进步,终于和那些有学历的医生一样获得了高级职称,发了许多论文,得到了许多奖励。

人生无悔,尽管我们这些同学后来各奔前程。有的继续当医生,有的搞了检验或病理,还有的从政或下海,但同学们聚会来到一起,回忆当年,每人的一生都是丰富多彩,都是我们自己的财富,值得我们珍惜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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