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同学聚会。班长杨春林首先发言：“今天是我们从农村来到地坛医院整整40年的日子。”杨春林的一句话立即把在场的全班同学引到40年前的日子里。

我们这一届医生，在北京空前绝后。我们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届高中生。在1972年，邓小平搞回潮，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口号在北京的一些中学里开办了高中。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当时，我们的学习都非常努力，目标就是高中毕业能上大学。没想到，1973年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打破了我们的大学梦。1974年春天，我们只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当了农民。

可是，当时的北京大多数青年从学校出来后不是插队，就是上兵团，很少有人上大学。虽然培养了一些工农兵大学生，但医院里还有许多医生下乡，甚至整个医院搬迁到农村。我们医院就曾响应国家号召整个医院搬到西北，70年代后才逐渐迁回。所以，当时的北京医院医务人员非常短缺。为此，北京市卫生局决定北京市属几家大医院自己开办学校，召收学员，为自己医院培养医生，补充医务人员的短缺。我就是这样走进地坛医院(当年称为“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的。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的录取通知书。 

后来听说，当年的医院领导为了能培养出合格的医生下了很多的心思。他们先派人到我们中学，查看我们在高中上学时的成绩，后来又假扮装成下乡调研的北大教授，来到我们插队的公社，和我们一一见面谈话。但我们对此毫不知情，直到医院汽车开来接我们，一纸录取通知书到手，我们才知道从此踏上了从医之路。

我们这一代空前绝后，以后北京市医院再也没有办过学校，自己培养医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当时医院的医生短缺，不允许我们再考大学。北京市卫生局为了留住我们，开设了电视大学，为我们补课，经过考试，我们获得了大专学历。但后来，在大量正规大学生毕业以后，在“唯学历”论的影响下，我们这些没有上过大学的医生又突然失宠，被调离临床或调到其他单位。我们医院最终留在临床继续当医生的只有包括我在内3人。

有人不愿意提起我们的学历，而我却为此而骄傲。的确，我没有上才大学。但是，我在地坛医院从医40年，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进步，终于和那些有学历的医生一样获得了高级职称，发了许多论文，得到了许多奖励。

人生无悔，尽管我们这些同学后来各奔前程。有的继续当医生，有的搞了检验或病理，还有的从政或下海，但同学们聚会来到一起，回忆当年，每人的一生都是丰富多彩，都是我们自己的财富，值得我们珍惜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