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下午，一位病人家属神情沮丧地来到我的诊室。这位病人家属几乎绝望地告诉我：他的母亲是一位乙肝患者，在北京佑安医院一直服用替比夫定治疗，效果很好，HBVDNA一直保持阴性。但2个多月前突然感觉双腿无力，行走困难，以前能做家务，干农活，生活自理，但现在走路，上楼都很困难。

　　他带着母亲去了佑安医院，检查肌酸激酶升高到400单位以上，医生怀疑是药物引起的肌病，建议他们去神经科看病。今天，因为母亲行动不便，他拿着母亲的检查结果跑了一天，也没有看成病。

　　他跑的第一家医院是北京协和医院。他想，协和医院是北京最大的医院，神经科应该很好。于是早上5点就去排队，终于挂上了一位副主任医师的号。他很高兴，拿着号找到医生看病。医生很客气，但是说：“药物引起的肌病我们不能看。”就这样，他白白排了几小时的队，花了7块钱，病却没有看成。他又急急忙忙地赶到人民医院，但到了人民医院却挂不上号了。上午就这样过去了。

　　下午，他又赶到我们医院。到了我们医院，他很高兴，因为即有神经科，又有肝病科。于是，他报着一线希望挂了两个号，一个神经科，一个肝病科。因为肝病科病人多，他先去看神经科，但我们医院的神经科医生也和协和医院的医生说法相同，不能看药物引起的肌病。等到了肝病科，他已经是最后一位病人了。

　　我听了他讲的母亲病情，也考虑是肌病。我曾看过几例这样的病人，有的很重，甚至可能威胁生命。由于当时病人没有来，我不知道病人的病情是否严重，心里没底，于是动员家属把病人接到我们医院住院治疗。家属可能不相信我们能治疗他母亲的病，也可能是住院有困难，不接受我的建议。于是我提出，我陪他到我们医院的神经科，与神经科的医生一起讨论。可能因为他刚刚碰了钉子，说什么也不想再去我们医院的神经科。

　　我想，我可不能让这位病人家属再求医无门了，我必须帮他们。一是帮他判断母亲的病情轻重，是否需要住院，二是帮他母亲诊断清楚，是不是药物引起的肌病。于是，我给他母亲重新复查了肌酸激酶，同时还查了乳酸(因为重症病人都合并乳酸酸中毒)，让他第二天把母亲带到我们医院进行检查，我也好看看他母亲的肌病是否严重，以免延误病情。另外，我立即给联系在宣武医院《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社工作的吴小艳打电话，请她帮助联系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吴小艳是我们医院派往《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的职工，多年来一直热衷药物不良反应工作。

　　周五上午，病人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取血检查。我再次问了她服药的情况和她的主诉，检查了她的两条腿，发现她有双脚感觉异常，我怀疑这位病人有可能是周围神经病。我又看了她的检查结果，肌酸激酶已经有所下降，乳酸值也只有轻微异常。这使我放心不少，说明病人病情较轻，没有生命危险。这时，吴小艳也已经我联系了宣武医院神经科的医生，约好下周一下午到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看病。我正好也有好久没有去杂志社了，而且也搞明白这位病人到底是肌病还是周围神经病，决定周一一起去。

　　今天下午1点，病人如约而至，在我和吴小艳的陪同下，找到了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宋海庆医生。宋海庆医生也是一位非常关心药物不良反应的医生，是我们《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的青年编委。他详细问的病史后，拿出了叉叉锤锤一套神经科的检查工具，上上下下给病人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最后确定是药物引起的肌肉症状和周围神经轻微损害，病情不重，已经有所恢复，大家都放了心。宋医生为病人开了一些治疗药物，病人和她的家属满意地走了。

　　我们为病人走了“后门”，顺利看完病，我们三位医务人员都很高兴。但我始终不明白，肌病或周围神经病都属于神经内科的诊治范围，为什么一些医生一听到是药物引起的就不给诊治呢？病人家属说：“医生的态度都很好，就是不给看病。”为什么呢？是怕担责任？还是这病没油水，不值一看？我始终没有想通。

　　总说解决病人看病难，如果对病人都不推诿，尽力帮助，病人还会看病难吗？病人看病难并非一个“挂号不点名”即可解决的，也不是开个预约电话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更深刻地了解病人看病难在何处，加强每位医生的社会责任感，提倡对病人积极帮助、救死扶伤的精神。如果每位医生都能向求助的病人伸出自己的手，还用我们帮病人“走后门”看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