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救治的SARS病人中，北京市感染做了气管切开的患者只有3例存活。其中1例患者的气管切开手术就是我做的。

我在六病区工作的时间不长，医院领导就我调入ICU病房，抢救危重病人。5月11日，我进入ICU病房当住院医生。当天晚上就碰上夜班，我和一起值班的是我以前的学生董大夫。董大夫告诉我，病房里一位姓李的病人病情危重，已经决定明天做气管切开手术，病房主任郭利民指名要我来完成这个手术。我一听就懵了。

以前，我们传染病医院没有外科、耳鼻喉科和麻醉科，小手术或气管插管都是我们传染病医生自己完成。从1978年毕业，我一直在收治脑炎等传染病的病房工作。那时候，乙脑、流脑等危重病人发生休克、呼吸衰竭，需要做静脉切开、气管切开或喉插管等手术，大多由我和另外一位医生完成。1988年以后，乙脑等重症传染病已经很少见了，我也被调到肝病房，后来又离开临床，就再也没有做过气管切开术了。我又害怕又紧张。是郭主任故意给我出难题，还是要考验我进病房是不是真心，把这么重要又非常危险(感染SARS的危险)的一个手术交给我来做？

这时，董大夫告诉我，已经2例气管切开病人死亡。可能是医生太紧张，也可能是戴着面罩看不清，或是病人太重不适合用微创气管切开术，两例手术都失败了。郭主任非常难过，知道我以前做气管切开手术的技术不错，希望我用过去的经皮气管切开术为病人做手术，于是要求医院把我调入ICU病房。

原来是这样。可是，我刚刚进ICU病房，病人还不熟悉，而且气管切开这个手术我已经有整整15年没有做过了，无论是手术方法不是手术器械都有了很大改变；更让我紧张的是前面的两个手术都是从外院请来的医生，现在病房里甚至没有一位做气管切开手术的医生来做我的助手，手术几乎需要我一个人完成。我能做好这个手术吗？我已经顾不上自己会不会被感染了，只是担心我能不能把这个手术做成功。我立即跑到病房里看病人，病人是插着管的，已经用上了呼吸机。于是我回到办公室，一遍一遍地回忆以前我做手术的步骤，紧张得一夜没有睡觉。

第二天，我反复检查了手术器械、药品、呼吸机、吸痰器等设备，努力保持着镇静，安排好扶头医生、巡回护士，带着病房的主治医刘大夫准备开始手术。吸取前面手术失败的经验，我没戴面罩，只是戴了一个口罩和防护眼镜。手术开始了：消毒皮肤、局部麻醉、切开皮肤、分离肌肉和血管，剥离气管前筋膜，还算顺利，找到了病人的气管。但是这时，眼镜里的哈气越来越多，手术的视野几乎看不到了。我当时非常紧张，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如果看不清手术视野，我怎么能准确地挑开病人的气管，放入气管套管呢？我让护士摘下我的眼睛，把哈气擦了擦又戴上，还是看不太清。因为碰到了病人的气管，病人开始咳嗽起来，呼吸和呼吸器“顶牛”，血氧分压也降了下来。不能再犹豫了，我不顾一切地让护士把眼镜推到额头，露出我的眼睛，嘱咐助手：“当我挑开气管时，你千万要用止血钳夹住气管壁，千万不要松开!”然后，我果断地挑开了病人的气管。一阵剧烈的咳嗽，病人的痰和血液喷到了我的口罩上和眼睛上，我没有退缩，赶快用手里的止血钳夹住了另一边气管壁，快速扩大气管切口，命令扶头医生拔出上面的气管插管，同时我迅速把气管套管插入气管，接上呼吸机。手术成功了!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上了一夜的班，又完成了一个手术，我洗了一个澡，带着一身的疲惫回到专门为我们准备的宾馆里休息。可是，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刚才手术中紧张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又有一个念头不由自主使我紧张起来：手术中我曾摘下眼镜，病人咳嗽时痰和血液喷到了我的口罩上和眼睛上，我会不会被感染？万一被感染怎么办？我想到了初中还没毕业的女儿，想到了我的家……。我越想越紧张，不由地从床上爬起来，回到医院，在职工门诊开了一包利巴韦林片吃了2片。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天天观察体温，虽然照常进ICU病房上班，但天天在这种紧张的心情中渡过，直到过了潜伏期，我的心情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由于我成功地为这例病人做了手术，他活了下来，成为北京市感染SARS的患者中，气管切开后仅存活的3个人之一。为此，我受到医院表扬，说我勇敢。我勇敢吗？其实，我心里非常害怕。可面对着病人，面对着领导的希望，我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