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妹夫在2001年得了胸腺肿瘤，做了手术，也进行了几次化疗，病情平稳。SARS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得知我们医护人员戴上防护眼镜进入SARS病房后不久，眼镜的内侧就出现了许多雾气和水珠，影响了医护人员的视线，使医护人员在给病人做气管切开、静脉穿刺等操作时发生困难。于是，我妹夫和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制了一种眼镜防雾剂，由我妹夫专门到我们医院，亲自送给我让我们试用。那时，我看他身体还很好。没想到这次医院门口的相遇却成为我们的最后一面。

　　5月以后，我妹夫突然出现咳嗽症状，但不发烧。我妹妹告诉我，因为SARS，我妹夫不敢去医院看病，害怕传染SARS。后来，他的咳嗽越来越重，我担心他的肿瘤发生肺转移，但我又被隔离在医院里参加非典病人的抢救工作，不能回家，只能天天在电话里劝他去看病。在中日医院就诊后，也证实了我的猜测。但此时，中日医院也收了SARS，不能再收治他了，而其他医院只要看见咳嗽的病人，肺部有阴影都被怀疑是SARS，不敢收治。没有医院可以接收，妹夫的病越来越重，逐渐发展到需要氧气才能呼吸。我被隔离在医院不能回家，只能每天通过电话问候和遥控，心里万分焦急。直接我妹妹通过朋友找到北京医院的熟人，走后门住进了北京医院。这个时候，我妹夫的疾病已经发展到晚期，根本无法治疗了。到了6月，妹夫出现的肝功能和黄疸，北京医院向我们医院发出会诊的邀请，我也非常希望能去看一看我妹夫，和他见上最后一面，可是我们的SARS隔离还没有解除，不能离开医院，我只能委托没有进SARS病房的同事帮我去会诊，看了看我的妹夫。不久，妹夫就去世了。

　　我的妹夫没得非典，但却在非典期间去世。如果不是非典，他肯定能够及时到医院去看病，及时发现肿瘤的转移；如果不是非典，他肯定能被及时收到医院进行化疗。但因为非典，一切都晚了，他也成了非典的牺牲品。

　　非典的牺牲品还很多。我们医院的一位SARS病人，我们高度怀疑他开始只是一个普通的呼吸道感染，由于人们对SARS的高度恐惧被误当成SARS，和SARS病人关在一起又感染了SARS。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一个轻度的发热和咳嗽，被收进病房时症状已经明显好转，但后来再次发烧，出现了典型的SARS症状。一所又一所大型医院因收治SARS被封锁，病人有病不敢去看病，也不能去看病，肯定还有许多病人像我妹夫一样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白白牺牲，也会有一些被误诊的病人被隔离。非典是我国一场空前的灾难，不仅是医院和病人，学校停课了，工厂停工了，直接损失不用说，间接损失无法估量。非典过去十年了，十年前的伤痛使人无法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