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非典给我国人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但我还要感谢非典。

　　感谢SARS，使我晋升了职称。我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正规学历，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只是从农村抽上来，在医院里上了一个“医士班”，文革后又通过电教和考试获得大专学历。虽然我工作和学习一贯很努力，自学了许多东西，也参加了许多项科研，并且发表了论文，但1995年我被破格晋升了副主任医师后，已经没有任何奢望。非典给了我立功的机会。由于我在非典中的表现，我被再次破格晋升了主任医师。我的晋升除了感谢非典外，我还要感谢当时的医院领导和北大医院的两位教授。为了奖励SARS中的立功人员，北京市卫生局决定因为非典延误了职称考试的医务人员可以由医院推荐，直接通过答辩晋升。我被医院领导推荐。但推荐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在SARS结束后的评比中，医院曾两次给ICU病房市级先进个人的名额，我也曾被大家推选，但都被我拒绝了。ICU病房都是SARS重症病人，上面有主任、主治医生，下面还有那么多的医生，我进SARS病房就是想抢救SARS病人，并不想当什么先进。结果在晋升时却因此被卡。当医院把我的名单报到卫生局后，卫生局相关人员却说：推荐的医护人员应该是在SARS中有突出表现的，连SARS的先进都没有被评上，怎么可以被推荐呢？感谢医院领导和人事科科长，反复向卫生局领导反映我在SARS期间的工作和推让先进的过程，卫生局领导终于同意了医院的推荐。但尽管受到推荐，我对晋升仍没有多大信心。于是，我就去问北大医院传染科的斯崇文教授和王勤环教授。因为这两位教授对我的工作比较了解。感谢两位教授给我的鼓励，他们说：“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参加了乙肝的新药研究，又有论文，怎么不能晋升呢？”两位教授给了我很大的勇气，于是我参加了2003年晋升主任医师的答辩，终于晋升到主任医师。

　　感谢SARS，挽救了地坛医院。在2003年前的几年中，由于我国传染病病人减少，卫生局一直想撤消我们医院，想把我们医院和另一家传染病医院——北京佑安医院合并。我们医院的职工都不愿意被合并。因为合并不仅有可能减少许多岗位，导致一些医护人员下岗，而且我们医院在城北，佑安医院在城南，如果合并到佑安医院，我们医院的职工上下班的路程会大大延长，带来很大的困难。可是，卫生局领导根本不会考虑这些，他们武断地认为北京两家医院收治传染病太多了。首先感谢的是美国“911事件”。2001年，正当卫生局领导讨论两院合并时，美国发生了“911事件”，接着在美国等国家频繁发生以信函方式传播炭疽杆菌的事件。我国政府紧张了，两院合并暂时搁浅。2003年前SARS暴发流行前，两院合并再次被卫生局某领导提上日程，我们医院各科室已经开始吃“散伙饭”。这在这个时候，SARS突然降临。它的疯狂流行像是在告诫人类：传染病不仅没有被消灭，而还在推陈出新，不断向人类发动进攻。正像世界卫生组织在《1996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对人类的告诫：“我们正处于一场传染性疾病全球危机的边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幸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对此高枕无忧。”传染病仍然是人类健康的大敌，人类同传染病的斗争永无止境。从此，两院合并再也不提了，而且为我们医院选择了北皋新址重新扩建。所以我感谢SARS，如果没有SARS，我们医院则早就被消灭了。

　　感谢SARS，改变了中国政府。非典以人民的生命为代价，教育了政府，使政府认识到以前的错误，开始逐渐纠正。信息开始透明，突发性公众事件和自然灾害相继有了预案。2008年的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2009年的甲流、政府都快速做出了反应。政府的工作作风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官员失职开始被问责，人民的声音越来越多，政府信息越来越公开、透明。正像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即将卸任之际说所(2013年2月1日的《求是》杂志)：“‘非典’疫情以及由此引发的我们治国理政理念的转变，和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政策的调整，无论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是对政府改革和建设来说，都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

　　非典十年的今天，我们纪念它，哀悼在非典中世去的亲人和同事，反思我们的过去，让死者安息，为生者和后代留下永存的一课!